曾經讓地方政府趨之若鶩的鋼鐵企業如今似乎有點“過氣”了。

　　首鋼集團前員工老栗至今還記得當年的優越感。1985年，作為一名首鋼普通工人，他的月工資就已經拿到了62塊錢，而同時期北京市其他工人的工資大多只有四五十元。

　　2005年，首鋼啟動搬遷，搬到300公里外的河北曹妃甸。隨后，重慶鋼鐵、青島鋼鐵、東北特鋼集團大連基地等一系列鋼廠搬遷工程也陸續開展，鋼鐵行業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搬遷行動。但搬遷之后，首鋼曾因為虧損超百億而陷入困境，重慶鋼鐵等也由于巨額財務負擔而紛紛破產重組。

　　如今，在河北、山東、江蘇、河南等省份，更多的鋼廠搬遷項目仍在進行中，有的已陷入僵局。鋼鐵企業似乎從原來深受地方政府歡迎的“香餑餑”，變成了令人嫌棄的“燙手山芋”，鋼鐵行業是不是真的“過氣”了？

　　“全國鋼廠搬遷涉及產能約1億噸”

　　站在門頭溝區殯儀館的大廳里，老栗和身旁朋友說，如果自己當初沒從曹妃甸回來，現在躺在這里的可能是自己。

　　老栗是來送別前同事老張的。老張去世時只有51歲，前一天晚上喝了頓酒，第二天早上到了班上，突然就不行了。在位于曹妃甸的首鋼基地宿舍，老張住7號房間，老栗住5號房間。他們都是一群“舍家棄業”來這里創業的人，身邊沒了家人的約束，每天晚上都是喝酒、打牌，生活沒有規律。就連門口超市的老板都開玩笑說，白酒每天是以“噸”為單位來賣的。

　　“不去曹妃甸只能買斷工齡”，2008年，老栗報名參加首鋼曹妃甸基地建設，到了那才發現條件比預想中的還艱苦。島上風沙很大，每天晚上洗澡的時候，頭發里的沙子被水沖下來，都會在地上形成一條小溝。

　　2011年，首鋼曹妃甸基地建成之后，受不了每天喝大酒的生活，再加上母親和愛人都需要人照顧，老栗還是買斷了工齡，回到了北京。

　　在首鋼搬遷曹妃甸之后，中國很多的城市鋼廠也陸續啟動了搬遷行動。2006年，重慶鋼鐵啟動環保搬遷工程。2007年，東北特鋼集團大連基地環保搬遷工程在金州區登沙河鎮破土動工。2013年，青島鋼鐵召開環保搬遷工程開工動員大會。2014年，杭州市公布《杭州市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4-2017年）》，要求杭州鋼鐵2017年前完成搬遷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這一波搬遷都冠以了“xx環保搬遷項目”。

　　從2017年開始，河北、山東、江蘇、河南等地又開啟了新一輪鋼廠搬遷熱潮。以河北為例，根據《河北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工作方案（2018-2020年）》，至2017年底，河北省已有石鋼、宣鋼、國豐、太行、冀南、首秦等6家城市鋼廠確定搬遷，其余9家位于城市及城市周邊的鋼鐵企業也要逐步關停，或者推動其向沿海臨港或資源富集地區整體搬遷或退城進園。

　　“這一輪鋼廠搬遷大都是以產能置換的名義進行的，根據各地公示的產能置換的項目，2017年-2019年，全國淘汰煉鐵產能23455萬噸，新建煉鐵產能21180萬噸，其中約有40%為搬遷項目，保守估計全國鋼廠搬遷涉及的產能約有1億噸左右。”“我的鋼鐵網”咨詢總監徐向春總結道。

　　流程上，鋼廠搬遷選定新址之后，要通過產能置換的方式來審批。京津冀地區的產能置換政策是1∶1.25——300萬噸的產能，產能置換之后就只剩240萬噸了。

　　這批搬遷中，有些由于種種原因已經陷入僵局。如邢臺鋼鐵的搬遷計劃引發了衡水湖環境保護的擔憂，安陽鋼鐵搬遷周口計劃也引發當地環保組織的反對。

　　“現在公布的鋼廠搬遷項目大多計劃在2020年-2021年完成，如果今明兩年鋼廠經營狀況轉差，資金出現問題，融資貸款解決不了，搬遷肯定會往后推遲，甚至不排除有些項目會出現變數。”徐向春說。

　　“搬遷政策是省里定下來的”　

　　關于搬遷進展，鋼鐵企業似乎都不愿多說，邯鄲鋼鐵、唐山鋼鐵、安陽鋼鐵、天柱鋼鐵、新寶泰鋼鐵等都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一家鋼鐵企業宣傳部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都是政府在說搬遷的事，他們企業內部會上從來沒有說過這些，搬遷也是“啥動靜都沒有呢”。

　　決定誰要搬，環保是重要原因之一。泰和鋼鐵銷售總經理馬秀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天柱鋼鐵、新寶泰鋼鐵是做鑄鋼的，高爐大，燒煤多，污染也大，所以需要搬遷。而泰和鋼鐵是做軋鋼的，燒天然氣，污染小，所以不需要搬遷。

　　2018年，國務院印發《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要求“重點區域城市鋼鐵企業要切實采取徹底關停、轉型發展、就地改造、域外搬遷等方式，推動轉型升級”。2019年3月，在全國兩會上，生態環境部大氣司司長劉炳江也表示，“在產業結構上，起碼河北省這幾年要淘汰掉4000萬噸的鋼鐵。”

　　在鋼廠搬遷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意見舉足輕重。一位河北的鋼廠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之所以同意搬遷，首先因為鋼廠搬遷是國家戰略，其次河北省有明確的文件規定，要求所有工業必須“退城進園”。“嚴格來說，這個政策是省里定下來的，市里沒有決定權。”

　　天津鋼管制鐵有限公司總經理郭金寶前段時間剛剛去位于唐山的天柱鋼鐵交流經驗，據他了解，天柱鋼鐵目前已經開啟了搬遷工程，計劃投資200億元，資金來源主要是自籌。

　　“說是搬遷，其實就是新建。根據唐山地區的產業政策要求，1000立方米以下高爐、100噸以下轉爐和180平方米以下燒結機全部都要淘汰，所以搬遷后都要進行升級擴建，老的設備也就不能用了，只能賣到二手市場。”郭金寶說。

　　“鋼廠搬遷的成本非常高，從財務回報的角度是不提倡的。但從環保角度看，城市鋼廠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給交通和安全帶來壓力，為了城市的整體發展也得做出犧牲。

　　“只是從村東頭搬到了村西頭”

　　冶金工業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海民調研發現，鋼廠搬遷往往損失巨大。以河北省某鋼廠為例，光是賬面上沒有提完折舊的固定資產凈值就達到300億元以上。

　　“固定資產投資減去歷年累計折舊，賬面上剩余的叫做‘折余價值’。如果鋼廠不搬遷，在今后的生產中還能慢慢把這些折余價值折舊完。但鋼廠一搬遷，這些折舊就不能再提了。相當于買了一輛車，本來使用壽命是15年的，但只開10年就讓它報廢了。”劉海民說。

　　這些損失目前還沒有規范的補償辦法，很多地方政府也沒有主動提出要給企業補償。

　　“我接觸過一些民企，他們甚至連提都不敢提補償的問題，生怕把地方官員得罪了。實際上有一些國有鋼廠搬遷時是有補償的，例如首鋼搬遷的時候，北京市政府就把首鋼原來的土地交給它自己來開發利用。”劉海民說。

　　搬遷損失得不到補償，導致很多鋼廠缺乏搬遷的資本金。劉海民表示，國家規定鋼鐵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最低資本金比例為40%，目前鋼廠搬遷項目的產能大多在200萬-300萬噸，總投資約為80億-100億元。按照40%的規定，就需要32億-40億元的資本金，但很多鋼廠根本沒有這筆錢。

　　此外，有些鋼廠搬遷項目的選址也不盡合理。短的只有幾十公里，還在一個大氣污染單元里。還有的選址地點嚴重缺水，地下水水位深達700米-800米，而鋼廠又是耗水大戶，鋼廠搬遷過去之后的用水無法落實。

　　“地方政府還是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在本區域內畫一個地方讓鋼廠去，這樣搬遷損失是鋼廠的，但重建后的納稅還是留在了當地。”劉海民說。

　　在徐向春看來，如果從純經濟角度考慮，鋼廠搬遷應該選擇距離市場近、水資源豐富、交通便利的地方。例如選在沿海地區，距離港口碼頭更近，原料和產品的運輸成本都能減少不少。

　　“如果只是近距離搬遷，只是從村東頭搬到了村西頭，從上風口搬到了下風口，結果就是‘換湯不換藥’。”徐向春說。

　　選址不合理還可能帶來更高的成本。徐向春表示，現在新建鋼廠動輒是上千萬噸的產能，那些選址不合理、位于內陸的鋼廠，噸鋼的物流成本比沿海鋼廠高出100元左右。加上搬遷成本，綜合計算噸鋼成本要高出200元左右。“微利”的市場行情下，“一旦將來鋼鐵鋼業再出現2013年-2015年那種價格戰的情況，首當其沖受到影響的就是這些搬遷不合理的鋼廠。”徐向春說。

　　劉海民建議，城市鋼廠不一定都要搬遷，目前我國鋼鐵需求已進入峰值區，未來總體呈緩慢下降的趨勢，有些鋼廠退城后直接退出即可。

　　那些留下來的鋼廠也不一定非要搬走，更重要的還是要治理。劉海民說，德國的魯爾區目前還有兩千多萬噸鋼鐵產能，該地區面積約為46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達1200人/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城市鋼廠”。但通過治理，魯爾區的年均PM_2.5濃度只有17微克/立方米，這幾乎相當于海南島的空氣質量。

　　“政府應該做的事是嚴格執行環保標準，該懲罰的懲罰，該停產整頓的停產整頓，而不是直接指令哪些企業搬，哪些企業不搬。如果國內有一兩家企業能夠達到比較低的排放水平，就可以推廣他們的技術，誰要是接受不了就可以退出，讓他們自己選擇不干。”劉海民說。

　　不過，在京津冀以外，鋼鐵企業似乎還頗受歡迎。2019年2月，遼寧省朝陽市發改委網站發文要求，各縣（市）區、市直部門要主動出擊，圍繞河北省鋼鐵產能退出重點地區，著力引進鋼鐵產業配套轉移項目。市長高偉還親自率隊開展招商洽談活動，先后與津西鋼鐵、河北物流集團等企業進行了座談。

　　（老栗為化名）